“到了赶集那一天，我穿着王妈当年结婚的红花镶边衣服，把长头发梳成一个巴巴髻，插了一朵红绸花。为了不让敌人发现，他们还给我找了一个新发展的年轻党员当‘丈夫’。”

　　一路上，戈焰坐在小毛驴上，左手挂着一个竹篮，里面放着煮熟的红皮鶏蛋和盖有红筷子印的开花馍。"在当地，人们会用被劈成十字的红筷子在蒸好的馍上点个十字花。新媳妇从娘家回来都要带这种馍。当然在鶏蛋和馍下面放着手枪。"戈焰说，中午时分，他们到了抱阳，伪军正在检查良民证。

　　“丈夫”远远地就和伪军打招呼，幷从篮子里拿出鶏蛋和馍递给伪军说：“我媳妇回云南庄娘家了，这是我丈母娘煮的鶏蛋，老总，尝尝。”伪军一边剥着鶏蛋皮，一边懒洋洋地问：“你是抱阳的，我咋没见过？”

　　“我咋不是，我就是抱阳城张财主的小儿子张大民。”“丈夫”说。

　　这时的戈焰分外紧张，紧盯着伪军的举动，她把手静静伸进篮子：假如伪军还要搜查，她就预备预备拔枪干掉伪军。然而，伪军却根本没有要查的意思，只是边吃鶏蛋边不耐烦打着"走"的手势。

　　随后，他们顺利通过抱阳，回到满城县。

　　“护士帮我翻身时，就感觉全身像流水一样翻滚。”

　　在抗战期间，《晋察冀日报》的作用和影响力十分大。在1940年它的发行量就达两万一千多份。刘长明老人说：“报纸的发行范围除了边区本身外，还发行到延安党中央、晋绥边区、晋冀鲁豫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。”

　　抗战时，84岁的刘长明曾在晋察冀《抗敌报》（《晋察冀日报》前身）先后从事抄报、刻印和图书治理工作。

　　刘长明说，晋察冀日报影响的不断壮大令敌人头痛不已。为了消灭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部队以及《晋察冀日报》，他们大肆对我边区进行疯狂扫荡，所到之处，不惜对当地军民进行严酷摧残。每次他们撤退时，还要对一些村庄施放毒剂，致使大批老百姓死伤。

　　在一次反扫荡中，刘长明不幸感染了毒剂，患了“水肿病”。由于反扫荡还没有结束，报社人员和村里老百姓大都在山上，而且每村都有不少被敌人杀害或病死的老乡也没有掩埋。经多方周折，几个老乡用一块门板，连夜将刘长明送到十几里外的医院。

　　“医院的病房就在老百姓的炕上。炕上躺着几个病号，都是和我一样患了‘水肿病’”。刘长明说：“当时医院里既没有针剂可注射，也没有对症的药品可服用，因此，病情不断加重，到后来发展到全身水肿，脑袋更是肿得睁不开眼，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，就是连翻个身也不能。每当护士帮我翻身时，就感觉全身像流水一样翻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