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读书》一出手就不同凡响

    1979年创办《读书》杂志时，范用已经55岁了。这位从邹韬奋创办的三联书店里成长起来的大出版家，一生随着时代的大潮起伏跌宕。在“文革”中，他和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、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一起，被打为“陈范集团”。但是，即使在大“革”文化之“命”的峥嵘岁月里，文化人的习性仍然没有被彻底改造掉。在湖北干校劳动的时候，“陈范集团”就合计，如果有机会，还是应该继续办读书类杂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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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，《读书》创办者的阵容可谓空前绝后。主编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，副主编是倪子明，执行主编是史枚，执行副主编是冯亦代。当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陈翰伯直接领导，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，具体由范用负责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于光远、夏衍、黎澍等14人组成的编委会。这些有着丰富办刊经验的老知识分子，有的编辑过30年代的《读书生活》，有的主持过40年代的《读书月刊》，现在由他们亲自操持，《读书》自然是一出手就不同凡响。1979年4月的创刊号，便因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李洪林撰写的《读书无禁区》一文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。

    “以书评为中心的思想性刊物”为宗旨的《读书》月刊正式出版发行了。这本在春天诞生的刊物率先倡议改变文风，反对打棍子戴帽子，反对废话空话、帮腔帮调。主编陈原主张有思想、有创新，“切忌账单式，也忌八股文。要有时代背景，要有风趣，要看了还舍不得丢，要看了嫌短”。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，他甚至不惜得罪人，退了一些名头很大的人物的文章。

    “文革”中长期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领地。金克木、张中行、钱钟书、吕淑湘、董鼎山、黄裳等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，第一次得到讲话的机会，他们笔下所流露的浓厚的人文精神，不但顺应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潮流，而且让那些厌倦了枯燥说教的青年如饮甘霖。于是，《读书》与读者之间形成了“师生”关系，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启蒙姿态。这种启蒙没有丝毫的说教，有的只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温情陶冶。

    其实，一本书、一本杂志和人一样，各有气质。人们喜欢《读书》的气质：独立思考、自由精神。它网罗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，尊重表达的自由；虽然个人观点可能不同，但这批人有一个基本共识，做的事情不同，但精神上有一种默契。就是这一种独特的气质，把不同的人们吸引到它的周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