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生代与“后发制人”

    《读书》创刊后，陆续地招来了一些年轻编辑。由最初的董秀玉、吴彬，到后来的王焱、贾宝兰、赵丽雅、倪乐和杨丽华。几个人中，杨丽华是南京大学哲学硕士，贾宝兰毕业于南开大学，其余都是高中生。

    随着年轻编辑的进入，《读书》也渐渐的有了一些变化。原来的作者中，知识界中有相当影响的老先生多，后来渐渐地，一批年轻学子加入了作者队伍。他们从《读书》的热心读者成为《读书》的作者。

    哲学、文学、美学、经济学——甘阳、周国平、梁治平、钱满素、赵一凡、张维迎、张宇燕、樊纲、崔之元、刘军宁等新人纷纷在《读书》上亮相。那时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们，也把《读书》当成了展示自己才华和思想的舞台，许多人都在《读书》上发表自己的文章，汪晖也是其中活跃的一位。他们都是“文革”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高校学子，曾经上山下乡，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阅历，完全没有学院派的“安静”，思想上也没有框架，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强。《读书》成就了他们，他们也成就了《读书》。

    从“解冻”以后的那批老知识分子，到恢复高考以后的新生代，《读书》迎来了一个新阶段。但是《读书》仍然是《读书》，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人文色彩。

    有人说，《读书》是知识分子的优雅的、悠闲的读物。那从容淡定、舒缓悠长的文笔来看，此言不假。但是如果《读书》不仅止于此。在一个改革开放突飞猛进、社会思潮跌宕起伏的时代，一本杂志如果不契合时代的主题，只是酸腐文人的风花雪月，怎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？

    事实上，《读书》是和改革时代的脉搏一起律动的，它呼应了这个时代提出的主题：启蒙。五四以来的那种启蒙精神长期湮没在历史中，“文革”后才再次涌动而出。这种精神渗透在《读书》中，又通过《读书》延续到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和笔下。于是，《读书》上承五四精神，下启改革思潮。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启蒙精神，让《读书》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，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思想“风暴眼”。但是《读书》决不刻意制造“风暴”。恰恰相反，它从来不追逐社会热点，不赶时尚，不在热点上去讨论，而是过后再发一些文章，重新去谈，就像黄牛反刍似的，这样反而更有深度，因为沉淀以后好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“后发制人”——这是一位学者对《读书》特点的准确总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