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指示着未来

    《读书》不那么好读了。

   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位学者一直订阅《读书》。80年代末期他在德国留学时，仍然割舍不下，一度让家人每期为他寄《读书》。90年代他回国后，仍然每期必买。可是他发现，自己越来越看不懂《读书》。他感到很惶惑，但是在和朋友交流时他发现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。他对自己放心了，同时也对《读书》产生了隔膜。有的文章“表述上吭吭巴巴的，几百字能说清的东西，能写上几千字，结果还是晦涩难懂，”他感慨道。从一开始的偶尔翻翻，到现在根本不读《读书》。

    范用曾发表过一篇文章，表示“《读书》不好读”。沈昌文则说：“现在的《读书》，我只有少数文章能读懂。”许多老作者则希望“《读书》调整到以前，大众化，趣味化，也有思想性和启发性，一般读者都能看，既有知识传播，又有启发。”

    10年《读书》，没有再像以前那样，推出那么多成名的学者。

    终于，在2007年的夏天，酿成了一场“《读书》换帅”的风波。在真真假假的新闻战之后，汪晖卸任，结束了他长达10年的《读书》主编生涯。但是“《读书》换帅”风波波及到整个思想界，终于掀起巨浪。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，李泽厚、袁伟时、钱理群等思想界知名人士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但是看法又颇多差异。

    爱也罢，恨也罢，一本杂志能够牵动这么多人的关心，这本身就是《读书》的成功。虽然有曲折，但是30年来，《读书》一直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沿，对现实问题充满了一种人文关怀。如果它脱离了时代的主题，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。在“换帅”之后，知识分子都在追问：《读书》要走向何处？。

    回首改革30年，社会公众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：从一开始对改革众口一声的支持，到今天对改革的不同层面的认识。《读书》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。

    鲁迅曾说，历史“指示着未来的命运。”回顾《读书》走过的路，或许有助于它对自己未来的把握。改革开放也是如此，它完全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宝贵的资源和经验，以开辟未来的道路。 （特约撰稿 马国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