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人民日报　蒋建科

1977年，我还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，被生产队批准为小社员，利用周二及周日、寒暑假等课余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30年后的2007年12月4日，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，我被世界银行及其所属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授予“杰出记者奖”，这是我国记者首次获得这个国际新闻大奖。这也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对我国“新闻种地”效果的肯定和鼓励。

改革30年，我亲历了从锄头种地到用新闻“种地”的历史性跨越。深切体会到，新闻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必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恢复高考制度：

为农家子弟推开大学大门

1977年，恢复高考制度后，我叔叔参加了当年的高考。当他拿回高考题让我试着做一下时，没想到我竟然答对了3道题。叔叔高兴地说：“你将来一定要考大学！”恢复高考制度，为我们农家子弟上大学打开了大门，也极大地调动了我学习的积极性。1982年，我如愿考入西北农学院（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）植物保护系,实现了拿锄头种地到用“课桌种地”的跨越。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和劳动体验使我深刻认识到：农业的出路在科技、在教育。所以，我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西北农学院，这是我至今仍感到自豪的。

一篇述评文章：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“推进器”

1982年，就在我考入大学的这一年，陕西关中也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记得当时有许多农民一时未能完全理解这个政策，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倒退，搞“过头了”。其实我也是这个想法，我父亲是教师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，我这个壮劳力上了大学，全家7亩地靠母亲一个人种，行吗？这不是倒退是什么？正在这个时候，范敬宜的一篇《莫把开头当过头》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，媒体对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相信大家都会记得那个时候，媒体都在报道农村改革，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记者。

农村改革、科技体制改革、国家实施“星火计划”：

我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

上世纪80年代，党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“一号文件”，党的农村政策逐渐发挥出了巨大的推动力，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，对科技的需求也与日俱增。因为是在家门口上大学，我每个周末都回家参加劳动，发现农民朋友因为不能及时得到新技术和新品种，只能使用比较落后的技术，课堂上老师讲的许多技术正是农民需要的。1985年，中央出台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，鼓励科技人员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。为此，我拿起笔，开始向陕西日报、陕西农民报、陕西科技报等投稿，传播实用技术。在此期间，还受聘担任了校报首席记者、团委宣传部长。同年，国家实施“星火计划”，我积极响应，带头创办了大学生科技服务中心等社团，在当地发展了10个科技示范点，我自己还成功地扶持起一个“万元户”。“万元户”在当时可是一个具有爆炸性新闻价值的词汇，因此引来中央媒体的采访，我也很幸运地被挑选到人民日报，从事农业科技新闻报道，实现了从“课桌种地”到用“新闻种地”的跨越。

新闻理念变革：

让“易碎品”成为“常青树”

改革开放30年，新闻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新闻通常被称为“易碎品”，但农业科技新闻却可能成为“常青树”，产生持久影响力。

在农业科技新闻的采写实践中，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：一条农作物新品种、化肥新品种或其他实用技术的消息见报后，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，编辑部和记者本人会收到大量读者来信、来电，有的还登门造访，寻求科技信息。他们中既有农民，也有干部、科技人员，甚至还有学生。有的来信还持续长达3年时间。因此，在农业科技新闻领域，新闻已不再是“易碎品”，而是有可能成为“常青树”的。

如何使新闻成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“常青树”？关键是要用科学的理念给新闻“补钙”。先用科学的方法总结新闻的规律，把大量感性的经验逐步上升为理性的东西，然后按照新闻的规律去采写和报道新闻，就能让新闻产生持久的影响力。

航天工程新闻：

成为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八大系统

我有幸连续参加了“神舟四号”、“神舟五号”、“神舟六号”，以及“嫦娥工程”的现场报道，体会颇深。

载人航天工程由七大系统组成，但领导和专家们把新闻列为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八大系统，可见新闻在自主创新重大工程中的巨大作用。

在参加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工程即“神舟五号”的报道任务中，我感觉到了新闻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网络新闻的巨大生命力。当时我兼任人民网记者，每隔1小时发回1条新闻，再配发大量照片，效果可以与电视竞争。

在参加“神舟六号”的报道任务中，我感受到新闻的确进入了“策划”时代。我建议开设“航天日志”，以散文笔法记述每天的新进展。实际效果不错。这说明报纸经过精心策划，也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发挥优势，赢得主动。

“非典”和禽流感疫情：

新闻成为社会的“稳定器”

2003年，当“非典”疫情袭来时，谣言四起，人心不稳。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德民撰写的评论《谣言也是病毒》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
因为我大学学习过微生物的有关知识，我就主动参加了抗击“非典”的报道，深入科研第一线，采写出《七位科学家的人生片段》等一批独家报道。尤其是言论《用科普消除恐慌》，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“非典”病毒虽然疯狂，但也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。此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
2004年，当禽流感疫情爆发后，我又深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等一线，采写了大量独家报道，有的报道还被评为中国科技好新闻。

参考性新闻：

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

新闻的主要功能是满足读者的需要，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远远不够，还应该主动承担起帮助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的社会责任。30年来，自己采写的参考性报道有200多个，其中有80多个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批示，为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，推动了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。

帮助政府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，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中国的新闻应该同自己的国情紧密结合，使这个公共资源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事实证明，在做好新闻报道的同时，为政府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，也同样能使记者很好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。